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沈葆桢

       今年是沈葆桢赴台驱日140周年纪念，弘扬沈葆桢的爱国主义思想，重温他的光辉业绩，揭露日本侵略者侵略我国的史实，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有深远的意义。
　　一
　　沈葆桢（1820—1879），字翰宇，号幼丹，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出生于贫苦的读书人家庭，父亲沈廷枫以教书为业，亦是贫苦的私塾先生。每年收入的“束修”（学生每月交给教师的学费）只够半年的开支，还要养活嗣母及妹妹，每餐喝稀米汤，穿着破棉袄。沈葆桢曾经在写其母亲的《先母林夫人事略》中写道：“家君上奉庶母，下抚弱妹，家无立锥之地，馆修支半岁。母口不言贫，糜代餐，絮代裘，恒欣欣若有所得。”他居住条件也很差，全家就一间房间，“所居仅一室，室西向，冬则凄风撼扉，夏则烈日在榻”。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开馆授课无法养家，沈母日夜做女工帮助家庭生活，“冬夜苦寒，四壁不蔽风雨，一灯茕茕然，举家围坐，舅氏（林则徐）读，……闻外祖（林宾日）讲授声，舅氏吟诵声窃听之，目睱窥也，耳熟焉。”由于林则徐的家庭有过困苦的生活经历，对沈葆桢幼小的心灵有着深刻的影响。家境贫，沈母一日也不敢让儿废学，一边煮饭，一边缝衣，一边辅导他所读之书。书坊所购的课本，多粗制滥造，字迹不清，沈母怕“耗儿目力，所读之书，皆母手录焉。”沈葆桢五岁开始读书，由于他在死记硬背方面比较笨拙，连读数遍，把书盖住后还不会背。“母为之逐字讲解”，助于成诵。稍大一点，沈葆桢就随父亲到外边就读于其父任教的学馆。一旦回家，“母必考所读之书，数岁之为常”，母亲为了培养他成才，不惜付出许多精力。沈母还十分注意儿子的德育，沈葆桢小时胆子很小，晚上见到鸟飞动，听到猫相斗都很害怕。沈母对他进行传统道德教育。沈母问他：“你敬仰古代的忠臣孝子吗？”葆桢回答：“敬仰。”沈母即说：“你知道不知道忠臣孝子不可以没有胆量吗？”葆桢答：“不知道。”沈母随即举例说明，古代忠臣孝子，九死一生，百折不回，终成其志。看到孩子高兴了，沈母便问：“你知道胆量是从哪里来的呢？”葆桢回答：“这是天生的。”沈母反驳说：“不是，”又耐心开导说：“人都有受惊害怕的时候，如果做了亏心事，于心有愧，因而意气衰落，故胆小害怕；而忠臣孝子，满身正气，无愧于心，故意气强盛，气盛则肚壮。儿子，你遇到受惊之时，扪心自问，有否做亏心之事？如果无愧于心，胆子就壮起来了。”以后，她还特地对儿子讲鬼的故事，并叫沈葆桢来往于阴森可怕的地方，观察其神色变化。沈母一生过着穷苦的生活，具有顽强不屈、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都说明了林则徐父亲林宾日的家风和林则徐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对沈葆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沈母说：“积善必行福，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反映了沈母的道德是高尚的。她教育儿子的观点直到今天还是正确的。
　　沈葆桢的父亲沈廷枫品德修养高，有真才实学，在读书人中受到推崇，他教的学生有出息的不少，但他自己三次到北京参加礼部考试均告落第。古代有高深修养的人，见别人文章后就可以辨别出一个人的素质。
　　沈葆桢曾经在写其父亲的《诰封光禄大夫先考丹林公行述》中谈道：林则徐一见他父亲沈廷枫的文章后就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就把六妹林蕙芳许配给沈廷枫，当时，其妹才十六岁。沈廷枫在鳌峰书院学习时是得到主讲游彤卤赏识的学生之一。沈廷枫对儿子沈葆桢身教言传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沈葆桢考进县学，取得县试资格时，父亲经常告诫他：“你读书虽然已经打下了基础，这方面虽然令人高兴，但少年有侥幸心里，容易自满，这尤其令人担心。”沈廷枫还勉励沈葆桢说：“不要怕家里贫穷，我们要努力钻研经世致用之学。”父母的言行、举止对沈葆桢的思想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后来沈葆桢在官场上，关心民间的疾苦，为人刚直，作风正派，整顿吏治，保持着不屑与贪官污吏为伍的锐气，不是偶然的。从这些事情上都可以看出，林宾日的家教以及英雄人物林则徐的优良思想、作风，都为沈葆桢打下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基础。
　　二
　　沈葆桢不仅在少年时期接受林宾日的家风和林则徐的思想熏陶，在成长时期，还以前辈中的先进人物为榜样，启迪自己，从先进人物的思想中吸取精华，完善自己，因此，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沈葆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沈葆桢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不是无根之草，无本之木。是时势造成的，也是在一定的社会活动环境中培养出来的。
　　在沈葆桢的老师中有一位名叫林昌彝的，是福州鼎鼎有名的爱国者，也是福州饱读诗书的文人。中过举人，是福州著名的学者陈寿祺的得意门生，得到大名士何绍基的赏识。他与林则徐同族，辈分低于林则徐。后来被林则徐请到家中教书，林则徐的女儿林普晴和沈葆桢都是他的学生。林昌彝广交朋友，认识了魏源等一批经世致用的学者，使他在埋头读书的同时，重视现实，面对社会，成为一个关心国家大事和人民生活的学者。这对沈葆桢影响无疑很大。林昌彝的父亲林高汉，壮年去大西洋经商，因受外人排斥，带病回国，从此不愿再出国。林昌彝从小就怀有爱国抗外之志。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派兵侵略中国，林昌彝写信给林则徐，献《平夷十六策》和《破逆志》四卷。林则徐在回信中曾大加赞赏说：“其间规划周详，可称尽善，此百战百胜之长策，与弟意极合，弟在粤中时，五围夷鬼，三夺夷船，其两次夷船还出外港，不敢对阵，皆此法也。”林则徐对这两本书评价甚高，认为是：“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南京条约》被迫签订后，福州辟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英人强占乌石山积翠寺、神光寺。林昌彝非常气愤，想操强弓毒矢以射之，绘《射鹰驱狼图》以表心志，并名所居之楼为“射鹰楼”。他在《海天琴思录》中谈到，在楼头又贴了一联：“楼对乌山，半兽蹄鸟迹；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当时题诗者甚多，并绘手卷，饥鹰和恶狼即指英国侵略者。以后他把论诗作品名为《射鹰楼诗话》。林则徐称赞说：“《射鹰驱狼图》命意甚高，所谓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者也。”这对沈葆桢日后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沈葆桢父亲的同窗刘建韶是林则徐的密友，又是林则徐儿女的老师，也是沈葆桢的老师。刘建韶，字闻石，福建长乐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曾任陕西孝义厅同知，亦是鳌峰书院主讲游彤卤的得意门生。沈葆桢的父亲沈廷枫与刘建韶都有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他们又是同窗好友。刘建韶一贯同情和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抗英事业。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刘建韶在书信中与他讨论禁烟事宜。林则徐曾寄禁烟验方给刘建韶从中选择，并抄录禁烟奏稿以及自己给道光皇帝禁烟草稿给刘建韶参阅及修改，可以说，刘建韶是林则徐智囊人物之一。刘建韶为了爱国抗英，在陕西韩城发动万元募捐，充作抗英经费。林则徐对之深表赞赏，曾为之“废书三叹”，刘建韶在陕西为官，闻林则徐荷戈伊犁，他心系塞外，经常寄去手书条幅以及白木耳等补品，殷殷之情，使林则徐深受感动。他还曾寄苏洵的《审势》、《审敌》两文，以供林则徐从政参考。他经常为林的儿子汝舟、拱枢等修改邮寄来的作文。他对林则徐敬佩之至，关怀林则徐全家大小。刘建韶的为人和他的爱国思想对沈葆桢也有很大的影响。
　　林则徐通过其父林宾日认识了“真率会”的成员林希五。林则徐曾为林希五撰写《林希五文集·后序》。序中不仅对林希五的正直品格表示仰慕，而且对他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后序》中写道：“先生耿直，独操出于天性，而道高毁来，身处冷宫，触怒权贵，至于周内下狱投荒，垂白在堂，孤身万里！”林则徐对林希五正直品格的赞扬和处境的同情，也直接影响了沈葆桢。沈葆桢在家书中曾经两次问到林希五儿子的情况，提出要给以接济，充分说明他十分关心民间的疾苦。
　　三
　　沈葆桢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也很深。他给儿子的信中多次谈到：“我欲汝读书者，非急汝功名，愿汝有数句圣贤言语往来胸中，不致坠入流俗恶习耳。”“四书五经不可暂离，纲鉴及先贤格言亦须时时留意，世风日下，再无数句圣贤语言在胸中，便成无所不至之小人，可惧也。”他还提出：“为人子者，训之使孝；为人臣者，训之使忠；训兄弟以友恭；训夫妇以和顺。”“读书不可间断，孝第为先，经史文次之。”“读书志在圣贤。”他要求儿子“经史外，世务不可不知，防海新论，布法战纪，是用世之学。”他有奋发图强的精神，信中劝导儿辈要“勇猛精进，尤须以身作则。”“办事要学古人卧薪尝胆，聚精会神。”要儿子学习韩信、范蠡刻苦耐劳，建立功业。信中说：“汝辈患不为韩、范耳，岂有韩、范而苦无用武之地者！”他还劝导儿辈“做人要为大儒，做官要当循吏，研究学问要当名家，不单纯只是做好学问，写好文章，主要是为做人打下根基。”他还要求儿子保持俭朴的生活作风。他还在信中说“忠厚非奢利，刻薄非俭也。”“诸事以俭为主，持家者尤须以身率之。”“惟祖父母及先生伙食则不可俭，宜斟酌轻重行之。”他虽然提倡节俭，只是为了培养儿辈的俭朴思想作风，而对父母及儿辈老师却是相当照顾的。
　　在他的信中还看到一件感人的事例。沈葆桢在福州八角楼本来有一座旧的住房，他的长子想买大厝华屋。沈葆桢知道后，写信坚决反对。沈葆桢告诫他们：“八角楼厝屋是祖母所选，应安分守此家业。祖父丹林公（沈廷枫）已在宫巷另选一厝，没有必要再买大厝。”
　　沈葆桢以汉代将军霍去病的“匈奴未灭，胡以家为”自勉，说他自己虽比不上古人，但不能使所作所为惭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买屋须缴纳产业捐，自家饭食尚且不足，更难付出税捐。门面愈阔，则用度愈多，须留有余地。沈葆桢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不能置产以贻害子孙，实不愿更留债累累。”在生活俭朴方面，沈葆桢以身作则，堪称表率。他亦曾写信对儿子说：“我貂褂霉烂，尚不敢另做，亦无白锋毛外褂，官亲、家人皆以为耻。无论在江西及京中旧债未清，力所不及，即稍充容。我等省一件衣服，即可救人无数生命。”这在当时封疆大吏中，实属罕见。
　　四
　　沈葆桢一生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十分精勤，兴利除弊，做了不少有利于祖国和人民的好事。他的光辉业绩在我国近代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根据《沈文肃公事略》记载：沈葆桢一生为官清廉，执法严明，治政、治军老成练达，推贤让能，剪恶扶良，严而有恩，秉性坚毅，不辞劳怨，有林则徐之风度。他在处理各项庶务中，实行励精图治，为国为民办理许多好事。其大者：如剖决冤案、修河堤、行海运、筹积谷、拔罂粟、尊税则、增书院、禁厚殓、浚盐河、整顿盐务、巩固江海防务等均有成就。在外事方面：正确处理教案，既主持了公道，又使众人信服。其小者，如捕捉蝗虫、搜挖蝻子（蝗的幼虫）等事。真正做到不尽不止，身体力行，博得群众赞赏。他为了中国能自立于世界而呕心沥血，生死以之。他一生最大的政绩，对我国最大的贡献，有两件大事：一、创办船政，建设海军；二、开发台湾，建设台湾。
　　沈葆桢于同治六年（1867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推荐，担任了总理船政大臣。在积极创办船政中，前后造成了万年清、镇海、湄云、海镜、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福星、济安、永保、琛航、大雅、元凯等兵轮共十六艘，还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海军骨干人员。
　　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当沈葆桢专心致志地忙于主持马尾船政局，争取按计划完成造船任务的时候，传来台湾遭到日本武装侵略的消息，同时接到同治皇帝的谕旨，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台湾处理日本侵台事件。他到台后，一面筹划部署防务，加强兵力装备；一面通过舆论的压力，与日谈判，终于保台驱日。创立了奇功，并提升为两江总督。他一生清廉正直，多有建树，1879年临终之际，还命四子沈瑜庆于床前草拟其口授遗书，要求购买铁甲舰，创建我国强大的海军，免受日本侵略，与列强并驾齐驱。耿耿爱国之心，何等感人！
　　沈葆桢不愧为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