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小说集《畏庐漫录》的更名

 林纾小说集《畏庐漫录》，原叫《践卓翁短篇小说》，为什么改成今名《畏庐漫录》呢？读百花版《林纾文选》，看到编者提及胡适对这种不是短篇小说的偏打着这种旗号的批评，《践卓翁短篇小说》改今名“是否与此有关，也不得而知”。
    从文选编者许桂亭先生的“题解”看，他其实是赞成由于胡适批评林纾才更名的。《黄建人》题解结尾说：“鲁迅的短篇小说，正式诞生在这样一个文学背景之上，此后不数年之间，像林纾这样的小说就渐渐销声匿迹了。”这里话外音是说，林纾的短篇不像鲁迅的（仿西方）小说，故遭到胡适批评，所以逼得林纾改名。
    不过，我还是觉得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林纾的论争对手一篇批评就迫使他将书改名，有点绝对化。编者自己是矛盾的，既说“不得而知”，又暗示是因为原书名受到批评。应该再好好考虑一下原书名的来历。
    林纾的短篇小说最初题为《践卓翁短篇小说》，为何如此呢?
    据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林纾因与教育次长董恂士相迕而大怒，给自己起了个大号叫践卓翁。“践卓”的含义，黄浚解释说：“践卓者，践董卓也。董卓者，恂士也。”与人相迕便要把他当成三国的董卓来践踏，此老如此使气，“真匪夷所思”。
    民国元年（1912）11月1日，《平报》在北京创刊，臧荫松为北京《平报》主笔。林纾受聘担任该报编纂。《平报》为他开设了“践卓翁短篇小说”专栏。他在这个专栏里发表的作品，后来由门印书局结集印行，径直取名《践卓翁短篇小说》，共出版三辑。再后来易书名为《畏庐漫录》，于1922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林纾在《平报》任职期间，凡有所作都先请臧氏先阅。臧氏每晚公事完毕，都在灯下读他的小说，反复读上好几遍才就寝。在《践卓翁短篇小说》出版时，臧萌松为之作序云：“夫短篇小说之体，往往坠于蒲留仙之窠臼，不能自脱。翁熟于《史记》、《汉书》，造语古简而切挚，篇法亦变幻莫测，是真不囿于留仙者也。余尝论天下文之能琐屑叙情款，不流于恶道者，古之作者，其惟孟坚乎？《北史》则繁碎近于小说家，故考亭（朱熹）以小说目之。余谓真小说家，非史家亦莫造其极。段柯古（唐《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之笔，实过其父，则真得史家之三昧矣。然好言鬼神，以叙鬼神事易于生色。若翁之书，则但言人事，不言鬼事；即言之，亦偶然耳。其能款款动人处，闭目思之，亦似确有其事，则翁之善于《史记》、《汉书》，故造言之精如是。”
    臧荫松与林纾交好，无日不过从，又多读林纾作品，他们许多见解颇相类似。臧序中某些看法与林氏同出—辙。
    然则林纾为何在《践卓翁短篇小说》再版的时候又改名《畏庐漫录》呢？如果仅仅是避嫌（不和鲁迅创作、胡适首肯的西式短篇小说争衡），为何不叫《践卓翁漫录》？所以我们要先探讨“畏庐”的来历。
    光绪十九年（1892年），当浩然堂侧的畏庐落成时，林纾作了一篇《畏庐记》。他以为“深知所畏而几于无畏，事不在变而在常，用不在气而在志”；若是“据非其有而获重名美利，乡党誉之、朋友信之，复过不自闻而竟蹈于败”，天下可畏的事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因此他牢记“畏天循分”的祖（外祖母）训，时时检点言行，处处约束自己。记文中有这样的话：
    “然则无畏之非难，深知所畏而几于无畏，斯难矣。深知所畏而几于无畏，事不在变而在常，用不在气而在志。持虚枵之气，矫高厉之节，时命适称其人，亦可以权为君子。不幸者，重名在前，美利在后，乡党誉之，朋友信之，终其身无闻过之日矣。
    夫据非其有，而获重名美利，乡党誉之，朋友信之，复过不自闻而竟蹈于败，天下之可畏者，孰大于此？
    余行年四十，检身制行，不足自立。出现乡党朋友之间，间有誉而信者，吾亦甚畏其沦而为伪也。因筑室于龙潭浩然堂之侧，颜曰：畏庐。并记以存之，庶几能终身畏，或终身不为伪矣。”
    源于以上修身立世的慎重考虑，“终身畏”、“不为伪”成为林纾的生活准则，从此他对于功名利禄的追求也不那么热心了。
    “畏庐”与“践卓翁”大号的含义如上所述。一个谦逊，含有自我警戒的意味，一个使气，咄咄逼人。林纾心平气和之后，再出《践卓翁短篇小说》的选本的时候，就径自改名为《畏庐短篇小说》，在1918年12月由上海普通图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