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将外国人拒之城外
鸦片战争失败，五口通商，福州人比任何城市的居民都要悲痛。林则徐的好友、江苏巡抚梁章钜（1775-1849）是回乡途中听到这消息的，十分惊愕，他在闽北浦城给福建巡抚刘鸿翱写了一封信，请他尽力阻止。他的理由很有意思：“乃江南、浙江、广东每省准设一码头，而福建一省，则必添一码头以媚之，此又何谈？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厦门、广东之澳门，本为番舶交易之区，而福州则从开国以来，并无此举。”
梁章钜认为，江苏、浙江、广东各省都只开放一个口岸，福建却要开放两口，太不公平；其余四口——广州、厦门、宁波、上海——本来就是对外口岸，福州自清以来从未对外开放过，怎么可以混为一谈？他还指出，英国人要福州，为的是武夷山的茶叶而已。
根据当时的资料，五个开放口岸中，英国人最想要的是福州，清政府最不愿给的也是福州。广州一向是外贸城市，撇开不算，新增的四个口岸都是府县级小城市，只有福州是省城。英国人坚持要福州，事先做过详细调查。闽北是中国茶叶的主要产地，按传统茶道，闽茶先运往江西，再从陆路运送到广州，往往耗时一两个月；如果沿闽江顺流而下从福州出口，最快只要四天，成本将大大降低。
福州开埠，不过是英国人的一项战利品。这严重伤害了福州人的自尊心。地方官府、士绅和民众空前团结，予以抵制。官府暗中警告，任何人不得与洋人做生意。从1844年至1853年，福州港的茶叶外贸额几乎是空白。
1850年发生了神光寺事件，晚年林则徐再一次卷入政治漩涡。他的表现令人迷惑。
林则徐（1785-1850）是近代史上的伟人，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率先组织翻译西方书报，购买和仿造西式炮舰。一般认为，魏源提出的著名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包含了林则徐的思想。那么，林则徐是如何看待“夷人”来到他的老家呢？1849年，他还在云南，写信给刘建韶倾吐心怀：“福州既有他族逼处，弟若与之同壤，尤恐招惹事端。”次年他告老还乡，途经南昌百花洲，还在给姚椿的信中表示：“鄙乡卧榻之侧，有人鼾睡，能否常住，尚未可知。”他不认为自己能与外国人在同一城市和平共处。
英人入城问题很复杂，涉及《南京条约》中文本与英文本的歧义，可大可小。广州闹得最凶，把英国人阻止在广州城外十几年，福州其次，但上海、厦门就无所谓。福州地方官府坚持认为，按条约外国人只能住在港口，也就是闽江码头边的台江仓山。首任英国领事李太郭就被赶到城外的简陋民房去办公，后来几经交涉，才同意他将领事馆设在乌石山的破庙，但普通外国人不在此例。1850年6月，英国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向乌石山神光寺僧人租屋二间，侯官县令兴廉不慎盖章同意，引起福州民众的强烈反对。林则徐打破缄默，联合一批士绅，递交公呈质问侯官县令，又写《福州士民致英国领事馆公启》警告英方。接着，各书院生童在城内遍贴告白、公白数十纸，街头上还出现“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标语。
这事闹得很大。林则徐动员闽籍在京官员声援，惊动了咸丰皇帝。最后，两名英国人搬出神光寺，两名主政福建的高官——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畬——丢了官职。依赖厚厚的城墙，福州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得以在这座古城延续。
我去过乌石山，但没有找到神光寺，据说已经变成了废墟。站在乌石山北望，林则徐纪念馆和三坊七巷历历在目。想当年，英国领事馆就设在山上，难怪福州士绅如芒刺在背。家住宫巷的诗人林昌彝把面向乌石山的书房命名为“射鹰（英）楼”，还画了一幅《射鹰驱狼图》。林则徐看了，称赞说：“命意甚高，所谓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
我们今天很难理解，为什么两个普通英国人住进福州城，会引起惊天大波。林则徐主张向西方学习，如果连与西方人和平共处，同居一城都难以做到，如何学习呢？然而，历史就是这样。面对洋人侵门踏户的行径，所有中国人本能地反感和敌视，伟人也难免意气用事。林则徐、梁章钜、林昌彝，这些近代福州第一代知识精英，留给这个城市这样一笔遗产。
传统：福州城与三坊七巷
现在我们来看看福州人视为禁脔，严禁洋人染指的福州城。
福州古城始建于西汉初年，北倚屏山，当时称冶城，为闽越国国都。此后历代扩建，北界大体不变，只是不断向南拓展，并带动东西两翼扩张。晋代严高建子城，唐代王审知建罗城，明初王恭筑福州旧城，每次扩建，都把更早的城池囊括在内。明代这次筑城，还把屏山、于山和乌石山（福州因此又名三山）包括了进来，最为完善，其基本格局延续到20世纪初。古人从风水的角度看，认为福州城选址得宜，避风藏水，是人间福地。
今天，福州古城早已不存，城墙无影无踪。很幸运，在闹市中心，我们今天还能见到一片比较完整的古代街区——三坊七巷，以及邻近的朱紫坊。自唐末以来，它们就是福州首屈一指的高尚社区。近现代以来，坊巷间走出了几代最重要福州知识精英。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留下了福州先贤的手泽。
我曾把三坊七巷比喻成一截鱼骨。西边的衣锦坊、文儒坊和光禄坊长而稀疏，只有三根鱼刺；东边的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和吉庇巷是七根鱼刺，短而密集，仿佛梳齿；商铺林立的南后街纵贯南北，则是那根粗壮的鱼脊骨，把整个街区串联起来。事实上，由于杨桥巷早变成了宽阔的杨桥大道，吉庇巷和光禄坊也拓宽成吉庇路，都只剩半边，三坊七巷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二坊五巷。
清代福州迎来了一个科举盛世，众多士子通过科举走上了仕途。黄巷4号郭阶三的五个儿子全中了举人，被称为“五子登科”；文儒坊47号的陈承裘生六子，三个中举，三位进士及第，陈氏家族被誉为“六子科甲”；其他如郑孝胥家族、沈葆桢家族，都以科举起家，世代不衰。在晚清政治和文化舞台上，福州籍知识分子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穿行于三坊七巷之间，望着门板上钉着的一块块“××故居”白铁牌，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纷至沓来，让我们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来回穿梭。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名字早已井然有序地嵌入历史。林焱先生曾经指出：三坊七巷的人物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对应关系，例如鸦片战争——林则徐；洋务运动——沈葆桢；思想启蒙——严复、林旭；变法维新——郑孝胥、陈宝琛；辛亥革命——林觉民；新文化运动——林纾、谢冰心。
家居环境能见出性格。三坊七巷的建筑，基本上是明清遗留下来传统民居。石巷，土墙，木屋。门墙通常很简朴，顶多在两侧牌堵上做些灰塑彩绘；推开门，才发现里头是一进进深宅大院；厅堂布置谨严，简洁实用，但窗花和梁枋的木雕颇具匠心；偶有空地，就刻意经营点园林小品，筑个半边亭之类。福州文化深受理学影响。八百年前，朱熹把次女嫁给了福州人黄干，理学作为陪嫁也来到了福州，养成了福州人规矩、本分、注重礼制的性格。同时又因为官宦世家众多，福州人还具有低调、沉着、深思熟虑的美德。我觉得，林则徐就是最典型的福州知识分子，谨慎然而坚定，儒雅但不虚浮。从坊巷里走出的福州人，多少都带有这种气质。
三坊七巷正在大规模修建。2008年底，我重游旧地，坊巷阗寂，居民迁徙一空，只有整条南后街，以及个别名人故居在施工。傍晚，独自徘徊在空荡荡的文儒坊，望着一片粉墙黛瓦，波浪般起伏的山墙，黝黑的椽梁，石灰剥落的竹编板壁，我突然意识到，三坊七巷非常纯粹，非常古典，很少受到欧风美雨的侵蚀。没有粗暴的洋楼，连西洋式的构件和装饰都很罕见。光看建筑样式，让人疑心三坊七巷是不是跳过了近代史。
然而这不是真的。尽管在开埠10年内，福州人成功地把普通外国人拒之于城外，让他们在十几里外的闽江荒岛上建设居留地。然而，时代真的变了。1853年，福州港开始招徕外商；1855年，外国人合法住进了福州城。
1862年5月，就在南后街的黄巷口，英国圣公会宣教士胡约翰建起了萃贤堂，等于在三坊七巷的心脏地带插入一把尖刀。1864年初，教堂被当地民众焚毁。胡约翰并不气馁，募款重建。1865年9月，一座更加高耸的砖结构哥特式教堂再次矗立。坊巷间的福州文人，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方式了。
创新：沈葆桢与闽系海军
今天，胡约翰建造的萃贤堂已经成为废墟。但是沈葆桢一定见过萃贤堂的重建与落成。我猜想，锐利的哥特式尖顶一定刺痛了他的眼睛。
沈葆桢（1820-1879）住宫巷11号。他的母亲林惠芳是林则徐的六妹，他的妻子是林则徐的次女林普晴，亲上加亲，所以他既是林则徐的外甥，也是女婿。1865年旧历二月，沈母林惠芳去世，身为江西巡抚的沈葆桢赶回家守制。
1866年秋，闽浙总督左宗棠走进宫巷，叩响沈宅的大门。他来了三次，终于说服沈葆桢出任船政大臣。由左宗棠倡议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一项重大实绩，包括一个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一所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的船政学堂。船政学堂是新式学校，教授外语、数学等现代学科，并选派优秀学员到欧洲留学，事实上，它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船政基地设在闽江口马尾，又称马尾船政。
福州能创办这样一个大型企业，是因为福州港正处于鼎盛时期。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切断了闽北通往广东的传统茶道，闽浙总督王懿德奏请招徕外商，由福州港出口闽茶。梁章钜的担忧成了现实。福州港迅速进入高度繁荣时期，1866年以后甚至超越广州、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港。福州港的繁荣维持了近40年。1889年以后，印度、锡兰等新兴产茶国崛起，中国茶失去竞争力，福州港迅速衰落。正应了一句古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历史给一个城市的机会往往是短暂的。福州港浪费了近10年光阴，让人惋惜。然而它毕竟把握了历史的机遇，茶叶贸易累积起来的财富，相当一部分转移到马尾船政，成就沈葆桢的宏大事业。据《福州海关志》，1866年，闽海关全年税收192万海关两。同年底，闽海关拨银40万两给马尾船政作开办费，并从12月开始每月提供5万两，即全年60万两银为常年经费。从1866年至1895年止，闽海关为马尾船政拨款总数达1687万两白银。
我很迟才领会到马尾船政的意义。1983年，我去马尾游玩，只看见几幢破烂的旧厂房，罗星塔，空阔得让人心酸的江面。我知道1884年这里发生过一场惨烈的中法海战，沈葆桢苦心经营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造船厂也受到重创。我当时以为，这场战争结束了一切。
谁会想到呢？马江海战消灭了福建水师的钢船铁舰，但是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留英学生，带回了先进的海军知识，成为近代中国海军创建的基础。当年，船政学堂面向全国招生，但读书人仍然视科举为正途，不屑于投考，结果招收的绝大多数为闽籍尤其是福州籍贫寒子弟。1888年底北洋水师正式创建，这些留英归来的学生多成为海军高级将领，担任各舰的管带（舰长），被人称为闽系海军。从清末到民国，闽系一直是中国海军中最大的派系。有人统计过，民国年间先后有13任海军总长、部长、总司令由福州人担任。
闽系海军将领大多数也来自福州古城的坊巷之间。民国海军部总长刘冠雄、代总长谢葆璋、海军总司令蓝建枢，都在三坊七巷住过。朱紫坊更被人称为海军一条街，两个著名的海军世家——萨镇冰、萨师俊家族和方伯谦、方莹家族——定居于此。
马尾船政高薪雇佣了法国人日意格为正监督，以及数十位外籍教师和技工。沈葆桢已经开始与外国人和平共处了。从历史看，福州文化中虽然有海洋文化的因素，但远不如泉州和厦门。但随着船政学堂的创办，主动向西方学习，福州近代文化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开创了长达六七十年的海洋时代。
借鉴：译才并世数严林
严复是马尾船政的一个意外收获。他少年失怙，家境贫寒，十四岁以第一名成绩考入船政学堂。1877年与刘步蟾、方伯谦、萨镇冰等人留学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回国后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一呆20年。严复受的虽然是技术教育，却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甲午战争后，他写政论，办报纸，发表《拟上皇帝书》，呼吁变法维新。
1898年9月14日，光绪皇帝亲自召见他，准备让他参与新政。一周后，即21日，光绪就被慈禧太后囚禁，变法失败，严复躲过了一场劫难。
严复的成就主要在翻译。他于1898年翻译出版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起一场知识界海啸，他又陆续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名学浅说》，合称严译八种。此前中国译书，多为采矿造船之术，严复第一个向国内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思想名著，提倡民主与科学，带动中国思想界完成了近代转型。他是屹立于时代潮头的大思想家。
晚年，名满天下的严复回到福州，福建督军李厚基送他一座郎官巷的房子。李厚基是因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的保荐谋得现职的，而严复是刘冠雄的恩师。1920年八月，严复描述自己的坊巷生活：“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稍稍临池遣日。自谓从前所喜哲学历史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一年后，死亡赶来了。
如果说严复是海军里的一个异数，林纾则是文人堆里的怪才。前者翻译《天演论》的时候，不懂外文的林纾也开始了他辉煌的翻译生涯。1897年，中年丧偶的林纾郁郁寡欢，留法回国的船政学堂毕业生王寿昌对他说，巴黎小说都出自名手，劝他通过译书改变一下心情。1899年，由王寿昌口译、林纾笔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刊印。没想到大受欢迎，风行海内，林纾遂致力于译事，先后同19位口译者合作，翻译了170多部西洋小说，出版界称之为“林译小说”。他翻译得很快，“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口译者话音才落，他的译文也写完了。他每天译作4小时，得文字6000言，不加窜点，脱手成篇。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是捧着林译小说成长的，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每本必读，郭沫若也自称受很大影响。
林纾是清末古文大家，他自己最看重的也是古文。钱基博说：“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此外，他的绘画、诗歌也达到很高水准。他也是主张变法维新的，1898年5月，曾与友人三次到御史台上书，陈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策，均被驳回。
人们忍不住将林纾与严复比较。林纾曾经送康有为一幅《万木草堂图》，康有为写诗回赠，首句即“译才并世数严林”。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引李宣龚语，康有为一句话得罪了两人：严复说康有为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不识的译才，自己真羞与为伍；林纾觉得康有为不通，按理第一应该讲自己的古文，舍本逐末，即使说翻译，这首诗是送自己的，严复不过陪客，难道不能换韵来一句“译才并世数林严”么？其实，严林两人私交不错。严复去世，林纾的挽联也不争排名了：“齐名吾有愧，卢前王后，江湖犹是说严林。”
严复与林纾，两位屹立于1900年前后的大翻译家，证明在吸收外来文明方面，福州领先于全国。经过最初的震惊和慌乱之后，面对西方文化，福州知识分子已经调整好心态和立场，海洋文化的开阔视野和儒家文化的道义担当相结合，使他们一个个变成激烈的维新分子，呼吁清政府学习西方，变法图强。
鼎盛：末代帝师与坊巷诗人
生于1850年前后的福州知识分子，是近代林则徐、沈葆桢之后的第三代，人物最盛，并且有多方面的贡献。除了前文提到的严复（1854-1921）和林纾（1852-1924），重要的还有陈宝琛（1848-1935）、陈衍（1856-1937）、沈瑜庆（1858-1918）、萨镇冰（1859-1952）、郑孝胥（1860-1938）等人。他们之间交往密切，同气连枝，形成一个相当紧密的同乡团体。他们大多长寿，从维新变法开始，参与了清末民初的许多重大事件。
陈宝琛在这批人中年纪较大，成名也早。陈家为福州市郊螺洲望族，从曾祖父陈若霖开始，累代簪缨，朱紫盈门。陈宝琛19岁中进士，20岁点翰林，少年得志，评议朝政，以直言敢谏闻名天下，被人目为清流党人，与张之洞、张佩伦、宝廷合称“枢廷四谏官”。1885年，慈禧太后找了个“举人失当”的理由把他降官五级，他索性回老家，赋闲25年。这段时间他在福州老家兴办各种新式教育，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女学、日语学校等，并仿照日本教育模式于1907年创办福建优级师范学堂（今福建师范大学前身），开福建高等教育之先河。作为一个成功的教育家，几代闽省学子都要感谢他的贡献。
陈宝琛一生都在办教育。1909年他被重新起用，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承认：“对我影响最大的师傅首先是陈宝琛，其次是后来教英文的英国师傅庄士敦。”这回他却是一个失败的老师。在日本人的策动下，1931年11月，溥仪背着他与郑孝胥父子潜往东北建伪满洲国。陈宝琛以80多岁的高龄，三度前往东北劝说，无奈溥仪不肯回头。弥留之际，他还在喃喃自语：“求为陆秀夫而不可得。”想起当时自己把郑孝胥引进宫中，他后悔极了。
纯粹从天分来说，郑孝胥是罕世奇才，其诗歌与书法都是那个时代的顶尖水平。郑氏家族世居三坊七巷，人才辈出，与螺洲陈氏相比不遑多让。从曾祖父郑鹏程开始，四代之中，10人中举，其中五个成了进士，3人钦点翰林。郑孝胥本人是1882年福建解元，陈衍、林纾都是同榜举人。三人关系特别亲密。
郑孝胥曾经出使日本三年，对中国落后有更深的体会，是变法维新的积极参与者。就在召见严复前几天，光绪皇帝也召见过他，他对以练兵之策，皇上很满意，提升他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不久变法失败，所幸他介入不深，逃过一劫。他在上海建海藏楼，取苏轼诗“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一边当遗老，卖字画为生，一边等待时机。1923年，64岁的郑孝胥被同乡好友陈宝琛举荐到溥仪身边随侍。溥仪回忆他的这两位老师说：“郑孝胥更随和……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动辄声泪俱下。”最终，郑孝胥把溥仪秘密带到东北，成立一个伪满洲国，郑出任总理，沦为汉奸。有人说，满洲人入关与出关都是福建人帮的忙，前者指洪承畴，后者就是郑孝胥。
前年我去福州，随手买了一张三坊七巷的地图，发现上面没有标出郑孝胥故居。郑家的房子在洗银营1号至4号，走到跟前，只见一堵高大结实的白灰土墙，4个门洞小而残破，没有任何标记。门户紧掩，看不到一点内景，只好想象里面的院落、假山和亭台。郑孝胥1938年孤独地死于长春。他的无耻行径，连累祖居被后人忽视。
离郑孝胥故居不远，文儒坊有陈宝琛之父陈承裘的故居，大光里有陈衍的故居。短短几百米，就把三位同光体闽派代表诗人的名字连在一起。
1908年，陈衍在北京出诗人榜，未设第一名，郑孝胥被列第二，评曰：“恨无长篇，否则可为第一。”同榜中陈三立列为第三，陈宝琛第四。有人相信，陈衍不列第一，是因为他自己是以天下第一自居的。这个诗人榜未必权威，但陈衍敢在北京不避嫌疑地推崇闽派诗人，也是以实力做后盾的。
陈衍一生不愿做官，致力于诗，1882年认识郑孝胥后，因为都崇尚宋诗，遂将同治光绪以来类似诗风称为同光体。陈衍著有《石遗室诗话》等著作，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诗坛上影响巨大，是同光体诗歌的主要倡导者。同光体分闽派、赣派和浙派，又以闽派声势最盛。晚清诗坛上曾经流行许多诗派，例如湖湘派、诗界革命、南社等，回头望去，还是被人讥讽为遗老们的同光体诗人成就最高。连南社诗人领袖柳亚子都承认：“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梁任公、谭复生、黄公度……的新诗派，终于打不倒郑孝胥、陈三立的旧诗派，同光体依然是诗坛的正统。”
福州第三代知识精英，把近代以来的福州文化推向顶峰，几位代表人物都是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巨人。近代福州诗风极盛，诗人不计其数，陈书、陈衍、何振岱更调教出十几名出色的闺秀诗人。古老的坊巷之间，弦诵之声相闻。一方面是投身于变法维新，慷慨悲歌，一方面是沉醉于古典意境。低回吟哦。这种矛盾构成了近代福州文化的强大张力，颇耐人寻味。
变奏：血性男儿与女作家
如果把出生于1880年前后的福州知识分子称为第四代，出生于1900年前后的称为第五代，前者最引人注目的是热血男儿林旭（1875-1898）与林觉民（1887-1911），后者最著名的是两位女性作家，庐隐（1899-1934）和谢冰心（1900-1999）。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生命的早期焕发出耀眼的光芒，此后或夭折，或归于平淡。
林旭故居在郎官巷，但我没有找到，据说已拆毁。他的才华、血性、爱情变成一则传说，在空荡荡的郎官巷漂浮。林旭家贫，早慧。沈葆桢之子沈瑜庆读到他的文章，当即决定将女儿沈鹊应下嫁给他。婚后回闽乡试，林旭夺得福建解元，时年18岁。林旭夫妇从陈衍伯兄、同光体闽派重要诗人陈书学诗，卓然有成，陈书评论说：“夫二子者之作，必传无疑。”由于岳父的提携，林旭遍识名流，康有为策动第二次公车上书，林旭即动员闽籍365名举人响应。1898年6月，光绪皇帝开始变法维新，林旭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9月28日，戊戌六君子午门问斩，林旭仰天长啸：“君子死，正义尽！”年仅23岁。
痛不欲生的沈鹊应写下《浪淘沙》悼夫：
“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到，云暗江头。
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遗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
据说，沈鹊应曾经服毒、绝粒殉夫，被救回，两年后还是因哀毁过度去世。无子女。
维新失败。13年后，家住杨桥巷的林觉民干脆参加黄花岗起义，为推翻满清统治献出了24岁的年轻生命。他留给妻子陈意映的遗书《与妻书》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这篇文章被收入海峡两岸教科书，那个时代革命者的高尚情怀，感动了几代中国人。林觉民故居保存完好，是一幢典型的福州传统民居，为林家祖居。林觉民与林长民是堂兄弟，所以这房子也是闽籍才女林徽因的祖居。林觉民就义后，担心清政府抄家灭族，身怀六甲的陈意映卖掉祖屋，躲进光禄坊的支巷早题巷里生下遗腹子，两年后抑郁以终。
买下林家祖屋的人叫谢銮恩。他有个著名儿子谢葆璋，是严复的学生，闽系海军重要将领之一。谢葆璋有个更著名的女儿谢婉莹，以笔名“冰心”驰名文坛。1911年底，冰心随父从烟台回到福州，次年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了三个学期，又随父去了北京，进入教会学校读书。
在现代文学史上，与冰心同时出道的，还有一位福州籍女作家庐隐，1825年就出版了小说集《海滨故人》。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出生于南后街，但没人清楚具体哪幢房屋。她很早就离开了福州，成年之后短暂回过几次老家，对南后街没有好印象。庐隐身世不幸，35岁因难产去世，其文风也是凄风苦雨，与生活优裕的冰心大异其趣。
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时代。林旭、林觉民、庐隐，三人寿命加起来都抵不上冰心。继前一代高寿遗老之后，换了少男少女领尽风骚。三坊七巷书声寥落，却多了挑灯看剑的英雄和革命家。福州近代史，从反对洋人入城开始，最后出现了两位教会学校毕业的女作家。历史的变迁出人意外。
转型：从官宦世家到工商世家
胡约翰的教堂到底搅扰了三坊七巷的平静。礼拜的钟声，在这片古老街区的上空回响，像海风那样苦涩。
宫巷里的林则徐长婿刘齐衔，官至河南巡抚，他有7个儿子，6个出门做官，宦海沉浮，是典型的福州世家。留在家里的刘学恂生有8子，但他思想开明，多数都送出国去留学。1910年，从日本学成电气专业回国的刘崇伦联合其他几个海归兄弟，利用刘家的权势，开办福州电气公司，供应全城的电力照明，被人称为“电光刘”。接着，刘氏兄弟又兴办起修理厂、冰厂、油厂、锯木厂、精米厂、炼糖厂和电话股份有限公司、梨山煤矿公司、刘正记轮船公司、公大贸易行等20多家企业，模仿日本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一跃成为福州首富。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轻贱工商。刘崇伦(1885-1937年)是林旭与林觉民那代人，没有去从政，而是成了民族资本家。刘氏家族的下一代，也纷纷走出国门，留学欧美，经商或创办实业。刘氏家族从一个官宦世家主动转型为工商世家，标志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已经建立。福州古城的坊巷里，走出的不再是依附体制的传统文人与官僚，还器宇轩昂地走出留洋学生、律师、女作家、工厂主、富商和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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