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坊七巷的儒士文化

“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正值社会动荡，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十分渴求。这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原本沉重的宗法羁绊中解脱出来，士人多为贵族社会的基层以及游士，政治上注重伦理实践，学术上钟情于经世致用风气的推导。这种推崇“以道济世“的社会文化性格催生了百花齐放的文化辉煌，此后将主导中国几千年思想文化的儒家学说思想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儒学思想自孔子起，以仁爱孝悌为核心，关注现世事功，重血亲人伦和道德修养。孟子继承孔子传统，提倡“济天下”，其一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名言更成为中国士大夫的行为准则。秦汉以后，历代儒家均提倡“入世”、“用世”，又经由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推行，奠定了儒学长期占据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主流地位。至宋明，理学家们将儒释道相互融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精神”，体现了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的原理和儒家伦理政治的本质。明清之际及清代的一批儒门思想家更是倡导“经世致用”，明确地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

若将“士”与儒家思想二者结合，可知，尊崇儒家思想、向内修身养性澹泊明礼、向外志存天下积极用世的人皆可称为儒士。儒家思想所强调的等级、秩序和伦理，与宗法色彩浓厚的君主专制政治相结合，形成“家国同构”的伦理型政治结构，儒士也成为历朝历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角，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福州历史文化精萃三坊七巷街区自古以来名人辈出，从大一统的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三坊七巷里走出的儒士不胜枚举，他们不仅以儒家学说作为立言、立行、立身的指导思想，更以儒家学说济世安邦，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从不同角度诠释着“内圣外王”的儒家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南方优良气候加南迁带来的先进耕作生产技术，极大促进了农耕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盛奠定了物质基础，三坊七巷也成为南迁而来的名门望族聚居的地方。悠长曲折的黄巷里住着三坊七巷有记载可考的第一位名人—唐昭宗年间进士、崇文阁校书郎黄璞。此时的三坊七巷尚处于孕育发展阶段，直至唐末王审知在福州两度扩城之后，三坊七巷才作为城市中的“宜居”住宅区吸引了大批上层人士前来居住，并通过文化的代际传递将注重教化的风气代代相传。

两宋时期，儒学发展至新阶段，尤为值得一提的当属福建理学先驱“海滨四先生”：陈襄、陈烈、郑穆和周希孟。除周希孟以外其余三人均住在三坊七巷内，其中陈襄的成就尤著，他自称“以兴学养士为先务，以明经笃行为首选”，朱熹理学亦有受其影响。另一位重要人物陈烈，欧阳修曾给予很高评价，“伏见福州处士陈烈清节茂行，著自少时，晚而勤益，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学者之所师，益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谓宜以礼致朝廷，必有裨补”。同时，宋代吉庇巷里也走出了的第一位状元—郑性之，足见三坊七巷当时文教的兴盛。

明代儒学发展已臻成熟完备，三坊七巷文儒坊里走出了两位有代表性的“尚书儒士”，一文一武，双星闪耀——来自尚书世家林瀚和兵部尚书张经。林瀚学识渊博，品行端正，对事公正不阿，待人仁慈谦厚。在朝中数次为正直的官员疏争，不惧得罪东厂太监刘瑾而使其自身遭贬斥。其“三代五尚书”更是满门荣耀，堪称传奇。抗倭名将张经不畏权贵，秉性刚直，嘉靖年间大破倭寇，却遭奸臣诬陷被杀，终平反昭雪，予以厚葬，被褒奖为“东南战功第一”。他们是三坊七巷传统儒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典范。

经过唐宋元明清几代的文化发展和积淀，此时的三坊七成为了福州人文荟萃之地，聚居了内阁中书林佶 ，福建水师提督、台湾总兵甘国宝，乾隆侍读老师叶观国等多位名人。行至晚清，世界局势发生改变，“天朝上国”变成了“世界之中国”，并成为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的目标。在国家危亡和民族困厄之际，三坊七巷里仁人志士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国家利益为先，前赴后继，以天下为怀，为万民请命。他们之中有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民族英雄林则徐，其探求西方知识以救国强国的钻研精神为后人敬仰；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第一人严复，启蒙民众的神智；郎官巷和杨桥巷里的两位好男儿林旭与林觉民——林觉民参加辛亥革命广州起义被捕后不肯投降被杀，牺牲前留给妻子感人至深的《与妻书》，其中“以天下人为念，当亦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道出了爱国情、儿女情不能两全的千古绝唱。还有林徽因，卢隐，谢冰心三位才女，用自己的诗篇文章诉说对旧时代的控诉和对新生活的美好向往，促进了三坊七巷女性意识的觉醒。可以说，近代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都与三坊七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宋理学家张载的不朽格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对三坊七巷儒家精神的最好诠释：或是文官、或是武将；或是学者，或是诗人；或是热血青年，或是进步女性，他们以不同的时代背景为舞台，却同样演绎着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的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尤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自觉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风亮节。

近代国学大师南怀瑾曾经将儒家的思想形容为粮食店，指出国人一天不可不食米饭，以此来说明儒家思想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就不能不研究儒家的思想。然而一种文化，一种思想精神的生命力，不仅要考察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更要看在经历历史的洗礼之后，对于当代的启迪和影响力。

显然，即使在今天社会，儒学仍然具有着不可替代现实意义。儒家精神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倡导人们效法天地“生生不息、刚强自健”的精神面貌，不断开拓进取，穷通变易，全面发挥人的禀赋与潜能。天以道而立，人以道而存，以“仁”之心达“礼”之境界，推己及人，尽己为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万物皆了然于胸，鼎力于天地之间，生命的意义，由此而确立。

然而，最难能可贵的恰恰是最平凡的。儒家所倡导的入世精神并不是以建功立业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将伟大寓于平凡、理想寓于现实之中。在平常的生活中，在日常的事业中，我们大可不必刻意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在现世的伦常义务中，在平凡的生活中，在某种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上，忠于职守，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不苟且，不懈怠，依据内在的禀赋有所发挥创造，我们的内心得到了满足，这就实现了生活的目的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