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世业出耆宿——梁章钜

 这一年，他亲自甄试生童，参试生童约有千人，学署中一时人头攒动，不免多有挤碰。陆锡熊于堂上见人群中一生童年仅十余岁，动了爱幼之心，就特许该生童到堂上公案旁侍坐。这名生童的才华最终令陆锡熊“阅之颇喜”，言此生“日后定有文名”，点为第五名，可进入当时闽省最为著名的官学书院——鳌峰书院读书。陆锡熊一生担任学官，遭遇生员无数，对他来说这不过是萍水相逢，而对这名生童来说，却是人生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昔年小小童生梁章钜后来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儒，当他晚年忆及此事时，仍旧心怀感激。尽管只有一面之缘，他依旧把陆锡熊排在《师友集》中所录第二位，“余之受知于耳山先生（陆锡熊号耳山）实自此始”。

 梁章钜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出生在福州一个著名的书香世家中。因着家学渊源，梁章钜四岁由长房伯兄发蒙，初时父亲外出任职教习，由母亲在家亲自授课，待父亲返乡丁忧后便跟着在里中授课的父亲读书识字。

 说是著名的书香世家，梁氏一门当之无愧，但这“著名”之中，却总不免带着些尴尬。梁家世代以读书为业，家学源远流长，梁章钜家这一支乃是宋丞相梁克家之后，自前明到梁章钜父亲那一辈，累世十四代皆为诸生，书香之家自然当之无愧。但是梁氏的仕途运却似乎并不平顺，十四世读书人，却没有一人通过科举而致显宦，虽是名门，地位却不免尴尬。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当时担任福建提督学政的著名才子纪昀却对梁氏十四世为诸生，虽未有登显宦之人，“然其志初不以此为得失也”的这种精神很有好感，因此在闽期间与梁家过从甚密，并手书“书香世业”匾额相赠。当时纪昀已经是举国上下知名的学者，更兼天子眼前红人，此举无疑是对梁氏莫大的褒奖与鼓励。

 梁章钜出生的时代正是全国汉宋之学此消彼长、各方学派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而福建更是理学重镇，鳌峰书院的读书经历奠定了早期学术思想的基础。当时福建大儒辈出，梁章钜也在此认识了许多良师益友，身处学术中心的学习经历对他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梁章钜先后受业于孟超然、郑苏年等耆宿，“前后凡十载，获益良多”。

 因受父辈的影响，早年的梁章钜是纯粹的宋儒理学一派学者，他的亲友父辈几乎都是理学一派，而闽地学者们都没有意识到，在福建之外，汉学正炽。这种学术之争最终逐步蔓延到闽地，酿就了福建文坛上的一件“毁志”公案，而公案主角，正是梁章钜与陈寿祺两大名儒。

 道光九年（1829年），福建总督孙尔准在名士陈寿祺建议之下，以前三个版本“多舛误”，拨款四修《福建通志》，由陈寿祺担任总编纂。陈寿祺是汉学一派先行者，在修志之时对宋学不免有所贬抑。当时梁章钜已经官至江苏巡抚，卓有政绩，正好因勤于公事积劳成疾奏请返乡休养，和福州诸耆旧时常有诗酒往来。他与陈寿祺皆曾受业于孟超然，有同门之谊，又同居于三坊七巷的黄巷之中，属近邻关系，在此期间也多有诗文相和，接触频繁。在陈寿祺编修儒林传时，梁章钜提出把已故恩师兼岳父郑苏年编入传中。梁章钜确信以二人交情加上恩师文誉，此事必定水到渠成。然而令他意外的是陈寿祺拒绝了这一提议，由此二人嫌隙顿生。

 最终，在通志即将修完之时，陈寿祺病逝，由副总纂接手续完，并将陈寿祺补入儒林传。在通志即将付印之时，梁章钜提出志稿体例有“五不善”，奏请复勘。当时志稿不得重新接受审查，副总纂愤而辞职，志局解体，志稿由各分纂自携回家或藏匿不交。由此道光四版《福建通志》不得刊行，原稿散佚。

 这件公案当时在福建文坛引起哗然，许多人都认为梁章钜德行有亏，是挟私报复。然而此事本质上却是根源于清代闽省汉宋兼蓄新学风的形成过程中复杂交错的学术门户之争。陈寿祺作为汉学泰斗，将其学术观点贯彻到修志中，而这种编撰思想却是坚持传统闽学的学者们所不能认同的，对于梁章钜来说，他的质疑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切实地提出了志稿的疏漏之处。道光版《福建通志》编修的失败，并不因为二人的私人恩怨，而是当时学术之争的实际反映与牺牲品。

 “毁志”一事对梁章钜的声誉损害颇大，然而他实非睚眦必报的小人，他一生为官光明磊落，始终勤政为民，不畏强横。在江苏任职期间，江淮水灾难民无数，他发起募捐，并带头捐资与棉衣万件，安置难民，修缮水利，对江苏水利作出重大贡献。在广西巡抚任上也大力主张禁烟，对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大有助力。其行其德，俯仰无愧天地，正如他自己在楹联所书：“政惟求于民便，事皆可与人言”。除去卓著政绩，梁章钜一生著述甚巨，涉猎极广，在福建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辈人中，无人著述比他更多，他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至今仍使后人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