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住在文儒坊内,与帝师陈宝琛毗邻,其故居位于今文儒坊大光里8号,建于清代,坐北朝南,四面风火墙,由他本人亲自设计经营多年,形成了“一园二楼一小池”的景致,极具福州传统建筑特色。其中“花光阁”更堪称福州首屈一指的诗楼,陈衍在世时常在阁内会友吟诗,高雅趣致令人生羡。作为清代“同光体”闽派诗人的核心人物,陈衍在这里与同道中人诗酒往来,写下大量优美诗句,“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正是陈衍以陶渊明自况,将自己在三坊七巷中的生活视为远离尘世的田园之隐而写下的。
陈衍出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自幼由祖父发蒙教育,10岁已读完《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能将"六朝人文长篇若两都若哀江南诸赋皆背诵如流",且"终年为诗,日课一首"。童年的大量训练奠定了他坚实的国学基础,使他“通经史训诂之学,特长于诗”。尽管拥有真才实学,陈衍的科举之路却并不算顺利,直到27岁才考取举人,当时与他同榜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林纾先生。
陈衍出生的时代十分特殊,中国社会的结构在改变,而学术思想也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巨大冲击。在夹缝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具有前瞻意识的文人,除了极深厚的国学功底外,往往也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为己用,陈衍也不例外。
中举后三年,陈衍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下,随军招抚当地土著。台湾地处祖国边缘,西方世界的冲击最早就是从这里开始。台湾的这段经历无疑打开了陈衍的眼界,与同辈们相比,陈衍并不迂腐,他不是封建社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典型读书人。陈衍积极参与到时代的浪潮中,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国家付出自己的努力,他曾经与其他文人起草、上书反对《马关条约》,参与了许多活动。
因为他的卓有见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陈衍被公推为《求是报》的主笔,这份报纸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陈衍在其中针砭时弊、译介西方先进文化学术著作等,办得十分精彩。这位主笔的卓越才能引起了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注意,邀请他到武昌为自己写作,聘任为《官报》局总编纂。在这期间陈衍逐渐意识到,要挽救危亡,必须首先振兴国家的经济,唯有以经济为基础,摇摇欲坠的国家才有振作的可能,他的兴趣因此逐渐转移到研究国外先进经济体制研究上来,为此他曾经“从日本人研究财政学有年”,很是下了一番苦功。
如今提起他,多数人都知道他是清末“同光体”闽派的中坚人物,是著名的大文学家,却鲜少有人知道他还最早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学引入了西方先进思想概念。《官报》停办以后,陈衍筹办《商务报》,致力于研究实业。他亲自学习并翻译《银行论》、《货币制度论》、《破产律》等大量经济学著作,同时开设连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形势作了大量翔实的报导和分析。
与陈衍同时代的大翻译家不在少数,如他的同乡林纾和严复,都是赫赫有名。而陈衍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专门翻译经济学著作,内容重在实用、系统、通俗,不为其他,但求能对经商者和商务官吏有所启发,振兴国内经济。他翻译了大量西方先进经济律法,“以备异日定中国商律之用”,其用心之良苦令人慨叹。
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需要的不是经济的改革,而必须从根本上推翻腐朽统治,才能改变覆灭的命运。陈衍个人的努力并不能改变现实,而传统“为政不言利”、“不务财用” 的顽固观念也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陈燕的抱负最终无法实现,但他的心血并没有白费,他一生翻译经济著作十余部,为打开国人眼界、推动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衍之才学为时人所共睹,除却经济学上的贡献,他最为人所知的还是诗作上的成就。清末民初的文坛上,陈衍是极耀眼的一颗明星。他提倡"三元"之说,创作着重在学习王安石、杨万里的曲折用笔,骨力清健,对近代旧体诗产生过广泛影响。作为知名学者和教育家,他曾任教北大、厦大等多所知名学府,在厦大任教期间,适逢鲁迅也在,鲁迅对其评价极高,直呼为“大诗人也”,同时他还是著名学者钱钟书的诗文教师,名气之响可见一斑。
陈衍在文儒坊居住多年,这座他一手经营的宅邸景致精幽,催生了他的无数创作灵感,是他最为眷恋的净土。躲进此处,自成一统,管他外面春夏与秋冬,大概也是陈老先生曾经所憧憬的吧,因此才会写下“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这样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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